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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過往的研究中，唐代被認為是較不重視孝道的時代，
但本書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經驗，整合制度史、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角，
建立層次豐富的唐代孝文化圖像。

　　委別高堂愛，窺覦明主恩。今成轉蓬去，嘆息復何言。

──陳子昂〈宿空舲峽青樹村浦〉

　　唐代士人為養親而求仕，為求仕而離親；宦遊遷轉的生涯模式，以及儒家倫理法制化形成的諸多規範，深刻影響士人的孝道實踐。本書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，關注人與制度、文化如何互動折衝。從官僚制度、禮律規範、社會習俗、宗教文化等脈絡，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當時社會所認定的子道，包括：養親、服喪、葬親、祭祀，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。分析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，行孝重心落於何處，孝道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。藉由重建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，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，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。
 

作者簡介

鄭雅如

　　新竹市人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，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，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女性史、社會文化史。著有專書《情感與制度：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》，另撰有〈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──性別與漢唐之間的家庭史研究〉、〈齊梁士人的交遊──以任昉的社交網絡為中心的考察〉、〈「中央化」之後──唐代范陽盧氏大房寶素系的居住形態與遷移〉、〈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、平反與當代評價〉等文。
 

士人普遍性的宦遊

自隋代廢除九品官人法，實行科舉取士，鄉里不再是士人累積入仕聲譽、取得任官資格的場域。唐代延續隋朝選制，士人入仕的途徑以蔭任與科舉為主。不論是藉由門蔭或科舉入仕，士人為追求仕途，往往必須離家宦遊。

唐代的蔭任與魏晉南北朝有著重要差異。蔭任資格以官品為準，且限定於五品以上官員；受蔭子孫不一定皆可授官，必須先進入京師學館求學，或於京師擔任千牛、齋郎等見習性質的職務，經考課或考試合格者，才能授官。故以蔭任入仕者，在成為官員以前就必須長期留住京師。

唐代的科舉主要以詩賦、策論、經義取人，雖然具備考試形式，其實具有濃厚的自薦成分。士人不論為了取得州縣的取解名額，或是為了增加科考錄取的可能，皆必須與官員文士互動往來，進獻文章，以博取名聲。故大量有志於仕的士人離開鄉里，前往帝國首都長安、洛陽或區域性的大城市活動，培養有助於入仕的名聲與人際關係。

中晚唐由於方鎮大開使府，節帥擁有辟署僚佐的權力，士人亦可由辟召入仕。不過朝廷規定只許奏請已取得出身、或是六品以下正員官為僚佐，雖然實例中曾見未取得出身的平民得到辟署，但仍為少數。此外，府主遴選僚佐多考量行政才幹、文學才能、名聲等條件，不一定選取地方人士。因此欲得辟召的士人也是四處宦遊，尋找入幕應辟的機會，宦遊之風並未稍歇。

任官須迴避本籍

隋唐官制另一重要變革是，取消州縣長官自辟屬官，地方人事權統歸中央；而中央授官以本籍迴避為原則，故唐代士人多不能在家鄉擔任基層地方官。

任官迴避本籍的限制，雖然自漢代已經形成，但影響範圍只及於少數由中央任命之上層地方官，人數更多的郡縣掾屬，基本上由地方長官辟召當地大族子弟任之，故多數士人可留在家鄉任官。東漢名將馬援的從弟馬少游曾謂：「士生一世，……為郡掾吏，守墳墓，鄉里稱善人，斯可矣」。這樣的人生藍圖或許可為漢代士人所想望，而在唐代仕宦體制下，士人已不可能勾勒如此前途。